谈话僵局本质上是矛盾运动的一种状态，矛盾运动的前进性与曲折性表明僵局有朝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正确分析谈话形势以及转化条件，利用有利条件创造有利形势，促使谈话整体进程朝着有利方向发展，就可以破解谈话僵局。破解谈话僵局关键在于促使谈话对象由对抗转向合作，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是做好事前谋划与应对事中变化。充足的事前准备是关键，但执行需要灵活变化，避免过于僵化。谋划体现的是谈话中的确定性，包括分析现有证据、研究对方性格特点、设定谈话目标、制定谈话策略等。变化体现的是谈话中的不确定性，因谈话双方的信息差异性、谈话对象思想的易变性、谈话双方的感性因素等，导致谈话中存在变量，如果不能灵活应对，谈话就可能陷入被动，应变应以掌握谈话主动权为主。例如，在与公安干警李某谈话时，其利用公安工作经验故意不配合，制造谈话僵局。我们辩证分析李某的经验优势，虽然李某工作经验丰富，但丰富的经验也固化了李某的办案思维。我们抓住这一点，反其道而行之，放慢谈话节奏，减少谈话交锋，再配合做足思想政治工作，最终李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问题。
二是认识并阐释有利形势。当前，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谈话人员应当向谈话对象全面阐释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等要求，让谈话对象认识到党中央坚决反对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打消其侥幸心理，促使其端正态度，正确面对自身问题。例如，某国企“一把手”马某在谈话中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存在“企业特殊论”，中央对基层企业的要求应有区别。对此，谈话人员指出其思想认识问题，并结合政策及典型案例向其强调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与力度，促使其正确看待自身问题。最终马某认清了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如实供述了自身问题。同时，在谈话中还要注重从宽政策的适用，宣讲“四种形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政策原则。
三是抓住措施变化的有利时机。在措施变化前后，谈话对象会产生较大的心理波动，此时，谈话人员的谈话内容会更有效地作用于谈话对象心理。例如，谈话对象吴某在谈话时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被留置，拒不配合审查调查。在留置后的第一天，吴某出现情绪波动，心理防线开始动摇。谈话人员抓住有利时机，以吴某自身经历教导其端正态度，严肃对待审查调查，继续对抗只会自食恶果。同时向其辨析严管与厚爱、教育与挽救的辩证关系，体现组织对党员的挽救与厚爱。最终吴某认清形势，在留置后第一天即如实供述了自身问题。
四是搭建良好沟通的信任基础。信任是人与人之间能够有效沟通交流的基础。首先，谈话人员应当在谈话中展现坦诚、谦逊、理性等涵养，以及正直、善良、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与谈话对象建立良性互动，获得谈话对象的信任。其次，谈话人员应当尊重谈话对象人格，在谈话中坚持“同志式”谈话，依规依纪依法保障其正当权利，关心谈话对象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通过人文关怀增强其对谈话人员的信任。再次，谈话人员应当提升换位思考能力，时常站在谈话对象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搭建对话的平台，增加信任感。最后，谈话中可以借助谈话对象与其他人员的信任基础实现案件突破。例如，谈话对象富某为了所谓的“江湖义气”拒不交代其朋友及本人的相关问题，谈话人员找到其信任的涉案人员做通他的工作，最终富某如实供述了自身问题。
五是做好情绪管理。情绪是谈话人员表达态度的重要方式，谈话人员应根据需要向对方表现特定情绪，以促使谈话对象向供述转化。首先，谈话人员应严禁针对谈话对象人身的批判，防止双方因此陷入个人矛盾导致的情绪冲突。其次，谈话人员在谈话中代表的是组织而非个人，应当从大局出发，对待有情绪的谈话对象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和理解，做好谈话对象的情绪安抚。最后，如果因谈话对象情绪不稳导致双方存在一定对立情绪时，谈话人员应当主动消除对立情绪，用行动教育对方直面问题，将谈话拉回至案件具体问题上来。（李曌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纪委监委）。
一是做好事前谋划与应对事中变化。充足的事前准备是关键，但执行需要灵活变化，避免过于僵化。谋划体现的是谈话中的确定性，包括分析现有证据、研究对方性格特点、设定谈话目标、制定谈话策略等。变化体现的是谈话中的不确定性，因谈话双方的信息差异性、谈话对象思想的易变性、谈话双方的感性因素等，导致谈话中存在变量，如果不能灵活应对，谈话就可能陷入被动，应变应以掌握谈话主动权为主。例如，在与公安干警李某谈话时，其利用公安工作经验故意不配合，制造谈话僵局。我们辩证分析李某的经验优势，虽然李某工作经验丰富，但丰富的经验也固化了李某的办案思维。我们抓住这一点，反其道而行之，放慢谈话节奏，减少谈话交锋，再配合做足思想政治工作，最终李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问题。
二是认识并阐释有利形势。当前，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谈话人员应当向谈话对象全面阐释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等要求，让谈话对象认识到党中央坚决反对腐败的决心和力度，打消其侥幸心理，促使其端正态度，正确面对自身问题。例如，某国企“一把手”马某在谈话中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存在“企业特殊论”，中央对基层企业的要求应有区别。对此，谈话人员指出其思想认识问题，并结合政策及典型案例向其强调党中央惩治腐败的决心与力度，促使其正确看待自身问题。最终马某认清了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如实供述了自身问题。同时，在谈话中还要注重从宽政策的适用，宣讲“四种形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政策原则。
三是抓住措施变化的有利时机。在措施变化前后，谈话对象会产生较大的心理波动，此时，谈话人员的谈话内容会更有效地作用于谈话对象心理。例如，谈话对象吴某在谈话时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被留置，拒不配合审查调查。在留置后的第一天，吴某出现情绪波动，心理防线开始动摇。谈话人员抓住有利时机，以吴某自身经历教导其端正态度，严肃对待审查调查，继续对抗只会自食恶果。同时向其辨析严管与厚爱、教育与挽救的辩证关系，体现组织对党员的挽救与厚爱。最终吴某认清形势，在留置后第一天即如实供述了自身问题。
四是搭建良好沟通的信任基础。信任是人与人之间能够有效沟通交流的基础。首先，谈话人员应当在谈话中展现坦诚、谦逊、理性等涵养，以及正直、善良、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与谈话对象建立良性互动，获得谈话对象的信任。其次，谈话人员应当尊重谈话对象人格，在谈话中坚持“同志式”谈话，依规依纪依法保障其正当权利，关心谈话对象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通过人文关怀增强其对谈话人员的信任。再次，谈话人员应当提升换位思考能力，时常站在谈话对象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搭建对话的平台，增加信任感。最后，谈话中可以借助谈话对象与其他人员的信任基础实现案件突破。例如，谈话对象富某为了所谓的“江湖义气”拒不交代其朋友及本人的相关问题，谈话人员找到其信任的涉案人员做通他的工作，最终富某如实供述了自身问题。
五是做好情绪管理。情绪是谈话人员表达态度的重要方式，谈话人员应根据需要向对方表现特定情绪，以促使谈话对象向供述转化。首先，谈话人员应严禁针对谈话对象人身的批判，防止双方因此陷入个人矛盾导致的情绪冲突。其次，谈话人员在谈话中代表的是组织而非个人，应当从大局出发，对待有情绪的谈话对象表现出足够的耐心和理解，做好谈话对象的情绪安抚。最后，如果因谈话对象情绪不稳导致双方存在一定对立情绪时，谈话人员应当主动消除对立情绪，用行动教育对方直面问题，将谈话拉回至案件具体问题上来。（李曌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