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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射史学的意思就是在文章或影视戏剧作品中，表面上说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或是古为今用，说的和历史上的那个事件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实质。这是一些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人士、主要是历史学家，对抗现实社会所采取的一种手段。
由来。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史学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不仅“中国历史中的儒法斗争”的主旋律遭到摈弃，而且对孔子的批判也降了调。在“四人帮”控制下(特别是从1973年到 1976年)，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已完全遭到破坏，史实受到全面地、有组织地歪曲和篡改。“四人帮”的“那伙史学家们”对中国历史并无兴趣，他们是用历史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发展。
后来人们写作，凡是遇到不能正面去揭露的历史。就用一些影射的方式写。这样明眼人一看就出来了，又不得罪权贵。等等。能逃过一截。后来这一写作手法演变为一种很通用的手法。去揭露历史，但是又不说的过于露骨。
杨荣国。
一位中国作者披露，“儒法战线的斗争”这一论题最初是由杨荣国提出的，1972年底杨在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了题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从此这个论题被极度引申，以至于“文革”被解释为儒法斗争的延续。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初学集》等早期著作的质量看，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三流的普及者和综合者。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在钻研原著的基础上，从事过专题性研究。1973年他突然近乎神话似的成了国内(乃至于国际)中国史方面最富权威性的人物。在“四人帮”时期，由他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975年修订版)比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更具正统性和权威性。而且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安徽、北京等许多地方邀请他去群众大会上作反孔演讲。然而，公允地说，杨后来的一些观点可以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找到渊源。例如，春秋时期“礼”、“法”斗争的问题，孔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代言人和韩非子是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提法，都出现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中。唯一的区别是早期这些论题没有因服务于政治目的而被扭曲到极点，可能因为他强烈反孔和赞成法家，所以“四人帮”选他充当官方史学家。据可靠消息说，他死于 1978年，那时他已名声扫地。
赵纪彬。
赵纪彬与杨荣国不同，他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在反孔运动中，他尤以他的“发现”出名。他发现了历史上儒法路线斗争的最早证据—孔子在公元前498年杀了少正卯。在《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专题论文中，他试图大胆地证实最初出现于《荀子·宥坐》中的这个故事。通过多种形式的文献学歪曲和对原文的曲解，他声称已确证“史实”:孔子任鲁国司寇时，处死了少正卯，而少正卯是“法家先驱”。还有意思的是，在讨论此问题的众多作者中，赵称赞杨荣国最接近问题的真相。最近曝光了一些内幕，据说在反孔运动早期，江青和姚文元觉得需要找一个反孔的法家人物，以便全面展开从孔子时代到现代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论题。法家直到战国才出现，时间太晚，无法适应政治需要。赵对少正卯问题的研究恰好填补了.‘四人帮”政治空论上的缺口。出于同样目的，1974年赵还修改了他的《论语新探》。正如他在修订本的后记中所讲，他抛弃了较早的看法。以前他认为孔子思想中有“进步”一面，也有“反动”一面。后来他得出结论，孔子思想完全是反动的，所有方面都趋向于“复辟”。这里，政治上的暗示和赵的评论中与现代的关联，都太明显了，不会被忽略。然而，由于赵的著作总是采用语言和原文分析的形式，所以可能从未得以流行。幸运的是(现在看来是不幸)，他在“四人帮”团伙的青年人中发现了一个叫唐晓文的有力普及者。基于赵的“学术发现”，唐写了许多争鸣文章，借孔子攻击周恩来。例如，他对赵《论语新探》里的一个章节作通俗翻版的文章《孔子是全体人民的教育家?》，显然是把周的教育方针当作活生生的靶子。赵也是由唐于1973年6月引荐给江青的。
周一良。
周一良是哈佛培养的史学家，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他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45年卷八上发表的《中国密教》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充分显示了他渊博的学识。他是最受江青信赖的主要学术顾问之一和“四人帮”在北京的写作班子(即臭名昭著的梁效)里的重要成员。1974年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关于诸葛亮的法家路线，另一篇关于柳宗元的《封建论》。据最近一位作者说，后一篇尤受江青赏识，因为文章正好包含了针对军区司令的信息，即他们必须服从“四人帮”的集中控制。对诸葛亮的研究也是为“四人帮”的政治需要服务的，他得出的“教训”是：一群人只要遵循“法家路线”，就可以很快创建一个统一帝国，而他指的“法家路线”就是“四人帮”的“革命路线”。显然，在质而不是在量上，周的文章为“影射史学”的兴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刘大杰。
刘大杰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文革”以前，他一直是受人尊敬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因为借武则天颂扬江青，他犯了影射的错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二册是以儒法斗争的观点来系统阐释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第二章第二节则全部留给了武则天时代。很大程度上，作者将初唐的文学成就归功于女皇的法家政策，并且在唐代文学史上为她保留了极高的位置。在论述古文运动的第七章里，作者希望采用的理论框架是，“进步的法家”柳宗元(773-819)是运动最重要的领袖，而“保守的儒家”韩愈(768-824)只能被排斥在外。然而有些令人吃惊的是，作者采取歪曲事实的手段，企图证明柳宗元在一些政论文中声讨过周公。在这种情况中，周公无误地是指周恩。来。最近，刘大杰的著作作为“影射史学”的典型而受到严厉批判。
由来。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史学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不仅“中国历史中的儒法斗争”的主旋律遭到摈弃，而且对孔子的批判也降了调。在“四人帮”控制下(特别是从1973年到 1976年)，中国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已完全遭到破坏，史实受到全面地、有组织地歪曲和篡改。“四人帮”的“那伙史学家们”对中国历史并无兴趣，他们是用历史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发展。
后来人们写作，凡是遇到不能正面去揭露的历史。就用一些影射的方式写。这样明眼人一看就出来了，又不得罪权贵。等等。能逃过一截。后来这一写作手法演变为一种很通用的手法。去揭露历史，但是又不说的过于露骨。
杨荣国。
一位中国作者披露，“儒法战线的斗争”这一论题最初是由杨荣国提出的，1972年底杨在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红旗》上发表了题为《春秋战国时代思想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从此这个论题被极度引申，以至于“文革”被解释为儒法斗争的延续。从《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初学集》等早期著作的质量看，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三流的普及者和综合者。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在钻研原著的基础上，从事过专题性研究。1973年他突然近乎神话似的成了国内(乃至于国际)中国史方面最富权威性的人物。在“四人帮”时期，由他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1975年修订版)比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更具正统性和权威性。而且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安徽、北京等许多地方邀请他去群众大会上作反孔演讲。然而，公允地说，杨后来的一些观点可以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找到渊源。例如，春秋时期“礼”、“法”斗争的问题，孔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代言人和韩非子是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的提法，都出现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一书中。唯一的区别是早期这些论题没有因服务于政治目的而被扭曲到极点，可能因为他强烈反孔和赞成法家，所以“四人帮”选他充当官方史学家。据可靠消息说，他死于 1978年，那时他已名声扫地。
赵纪彬。
赵纪彬与杨荣国不同，他是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在反孔运动中，他尤以他的“发现”出名。他发现了历史上儒法路线斗争的最早证据—孔子在公元前498年杀了少正卯。在《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的专题论文中，他试图大胆地证实最初出现于《荀子·宥坐》中的这个故事。通过多种形式的文献学歪曲和对原文的曲解，他声称已确证“史实”:孔子任鲁国司寇时，处死了少正卯，而少正卯是“法家先驱”。还有意思的是，在讨论此问题的众多作者中，赵称赞杨荣国最接近问题的真相。最近曝光了一些内幕，据说在反孔运动早期，江青和姚文元觉得需要找一个反孔的法家人物，以便全面展开从孔子时代到现代两条路线斗争的中心论题。法家直到战国才出现，时间太晚，无法适应政治需要。赵对少正卯问题的研究恰好填补了.‘四人帮”政治空论上的缺口。出于同样目的，1974年赵还修改了他的《论语新探》。正如他在修订本的后记中所讲，他抛弃了较早的看法。以前他认为孔子思想中有“进步”一面，也有“反动”一面。后来他得出结论，孔子思想完全是反动的，所有方面都趋向于“复辟”。这里，政治上的暗示和赵的评论中与现代的关联，都太明显了，不会被忽略。然而，由于赵的著作总是采用语言和原文分析的形式，所以可能从未得以流行。幸运的是(现在看来是不幸)，他在“四人帮”团伙的青年人中发现了一个叫唐晓文的有力普及者。基于赵的“学术发现”，唐写了许多争鸣文章，借孔子攻击周恩来。例如，他对赵《论语新探》里的一个章节作通俗翻版的文章《孔子是全体人民的教育家?》，显然是把周的教育方针当作活生生的靶子。赵也是由唐于1973年6月引荐给江青的。
周一良。
周一良是哈佛培养的史学家，专门研究魏晋南北朝史。他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1945年卷八上发表的《中国密教》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充分显示了他渊博的学识。他是最受江青信赖的主要学术顾问之一和“四人帮”在北京的写作班子(即臭名昭著的梁效)里的重要成员。1974年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关于诸葛亮的法家路线，另一篇关于柳宗元的《封建论》。据最近一位作者说，后一篇尤受江青赏识，因为文章正好包含了针对军区司令的信息，即他们必须服从“四人帮”的集中控制。对诸葛亮的研究也是为“四人帮”的政治需要服务的，他得出的“教训”是：一群人只要遵循“法家路线”，就可以很快创建一个统一帝国，而他指的“法家路线”就是“四人帮”的“革命路线”。显然，在质而不是在量上，周的文章为“影射史学”的兴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刘大杰。
刘大杰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教授。“文革”以前，他一直是受人尊敬的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家。因为借武则天颂扬江青，他犯了影射的错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二册是以儒法斗争的观点来系统阐释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第二章第二节则全部留给了武则天时代。很大程度上，作者将初唐的文学成就归功于女皇的法家政策，并且在唐代文学史上为她保留了极高的位置。在论述古文运动的第七章里，作者希望采用的理论框架是，“进步的法家”柳宗元(773-819)是运动最重要的领袖，而“保守的儒家”韩愈(768-824)只能被排斥在外。然而有些令人吃惊的是，作者采取歪曲事实的手段，企图证明柳宗元在一些政论文中声讨过周公。在这种情况中，周公无误地是指周恩。来。最近，刘大杰的著作作为“影射史学”的典型而受到严厉批判。
影射史学名词解释：文革中历史研究完全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则是历史学成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典型。帮派学者们完全抛开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滥用比附、影射手法，借口政治需要而任意涂抹历史，形成了以古化今、以古射今的“影射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