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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提出，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应对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与时代要求的需要。
1、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的需要
社会主义在其发展和演变的历程中，经历了由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起源于16世纪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发展到顶峰时期，其代表人物就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理想，自其诞生就有着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主要表现为追求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价值性的基础上，阐释了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方法，对人类社会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更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无论从一种理论、运动还是一种制度来说，都意味着一种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与他们的解放息息相关的根本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将“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的目标，并对实现这种目标的指导思想、制度保障、主要方式等作出了初步的论述和阐释。在这些论述和阐释中，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论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等问题，但他们的理论论述和阐释勾勒出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蓝图，如为绝大数人谋求利益、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平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价值本质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统治阶级的价值本质。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一国实践成功结合起来，成为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价值性变成一定现实的开拓者，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在复杂而又艰辛的环境中，在汲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教训的基础上，对如何建设苏俄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形成了注重商品经济与市场、建立新型民主制度、由人们自己管理社会、造就共产主义新人等思想，开启了落后国家坚持原则与价值原则、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新思路。[方爱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第133页。]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指导地位，树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苏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体现在公有制、有计划、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党的领导、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等这些概念之中，对其它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极大。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在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第一次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诞生了新中国。在漫长而艰辛的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底蕴，形成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旗帜鲜明地将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主流的价值观，用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并向广大民众宣传和普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彻底、全面地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195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经济、政治、文化、医疗卫生、教育等各方面掀起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全面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此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激起全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并形成高度一致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爱党爱国、为人民服务、公有制、计划经济、大集体、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无私奉献、共产主义新人、斗私批修、反修反霸等成为此时期不同阶段的主体价值话语。显然，在“左”倾思想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此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曾带上了“左”的色彩和局限。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此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逐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业。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人民服务、民主、自由、文明、富强、共同富裕、公有制、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等、公平、正义、法制、法治、德治、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创新、以人为本、和谐、人的全面发展等概念，凸显了此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基因。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有何联系与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本质有何不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要回答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正是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及时回应。
2、塑造国民积极、健康、科学的价值观的需要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除了为其国民提供繁荣发达的经济基础之外，还要为国民树立和弘扬积极、健康、科学的价值观，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满足他们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丰硕，广大人民群众总体上形成了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是，改革开放引发的经济建设大潮，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促使一部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嬗变。一些过去曾经洗涤过的腐朽、落后、不健康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生活恶习重新泛滥。整个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乱象。具体表现如下。
（1）拜金主义风气盛行。拜金主义是一种金钱至上的思想道德观念，认为金钱不仅万能，而且是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大潮中，一部分人滋生了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成为一种时尚口头禅。结果，傍大款、攀富贵、结交“富二代”、“官二代”和“土豪”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各种“炫富”、“炫豪车”、“炫名牌”现象层出不穷。“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曾成为名噪一时网络名言，还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率。拜金主义是造成现代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中国竟成为了世界商品造假的大国，各种假冒伪劣产品、食品、药品大行其道。尤其各种“地沟油”、“毒大米”、“毒奶粉”、“假酒”、“注水猪肉”等劣质食品，以及“美罗华”、“赫赛汀”、“特罗凯”等各种假药，不仅骗取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而且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有人戏言，坑、蒙、拐、骗、赌，神州大地处处有，这无不跟拜金主义的腐蚀有关。同时，“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从经济领域泛化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市场等价交换原则被扭曲运用到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造成了“潜规则”甚嚣尘上。一些党员干部叫嚣“有钱能使官推磨”，大肆买官卖官。一些人不是以助人为乐为荣，而是坚持助人要钱，在救死扶伤的关键时刻，不适时宜地提出支付金钱的要求，以此变相要挟受害者及其家属。甚至有极少数有些贪官、“土豪”以睡在钱堆里为乐，或以燃烧人民币为荣，寻找所谓的快乐刺激。显然，拜金主义已经扭曲了一部分人的心理和灵魂。
（2）奢靡享乐主义盛行。拜金主义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催生了奢靡享乐主义。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物质文化的繁荣发展。但是，财富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文明的提升。相反，一些党员干部和暴富起来的“老板们”没有把财富变为更有价值的资源，反而浸淫在金钱和物质的过渡挥霍之中，追求人生的奢靡享乐。一些党员干部吃饕餮大餐，住高档酒店，玩遍千山万水，包养情妇美女，盛行贪图享乐、讲排场、比阔气的不良风气。一些富豪、“土豪”挥金如土，沉溺于吃、喝、嫖、赌、毒，迷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甚至到处散布“白天死过去，晚上活过来”的口号。一些地方以发展经济为名，发展“性都”、“浴都”、“爱都”，助长了黄、赌、毒的盛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许多地方还处于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是，今天的中国竟成为了世界上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这一现象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深思。奢靡享乐主义让人们沉溺于物质上的享受和肉体上的快乐，容易使人们陷入意志消沉、缺乏进取精神的状态之中。因此，享乐主义滋长和蔓延，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只能滋生虚假繁荣的毒瘤，助长玩物丧志的风气，严重地腐蚀了良好、健康的社会风气。
（3）诚信缺失，社会道德滑坡。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重道德、讲诚信的民族。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曾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周人最早提出“明德慎刑”、“为政以德”的理念。唐朝时《唐律》最终确定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治方略，并为以后历代所尊崇。以德为先，诚实做人，一诺千金，与人为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曾经是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的优秀美德。但是，改革开放中各种良莠不齐的东西促使一部分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少部分人出现道德堕落、观念扭曲、行为无德的行径。近些年，“豆腐渣”工程、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学历“造假门”等诚信缺失现象愈演愈烈。各种“艳照门”、“一夜情”，频发的“到此一游”，无不拷问着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和个人修养。老人摔倒扶还是不扶、佛山“小悦悦”事件，无不让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备受心灵的煎熬。各种媒体的“炒作”、网络“水军”的“灌水”、不良大v的无良言论、“公知”的虚假道德批判，无不在兴风作浪中愚弄和欺骗着每一个善良的国民。追捧“干露露”、“湿露露”、“裸模”、“裸星”，崇尚“一脱成名”，无不让天下的父母和孩子担忧和迷茫。当前，我们的社会似乎陷入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信任缺乏、人人自怜的危险境界。因此，整个社会价值秩序的纠偏和重建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这就急需一套系统的、科学的价值观来加以引导和扶正。
（4）社会浮躁，个人理性不足。一个社会的文明、稳定和进步，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理性思考和行动，需要用一套科学的价值观来引导和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遵守文明的秩序和公共行为准则。我国的改革开放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等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尤其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人们思想活动和行为方式的自由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同时，每一个个体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和压力的反应及其方式迥然不同。中国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城乡、地区和部门发展不平衡较为突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即使同一地区、同一行业，其差距有的也是较明显。在此背景下，有理想迷失、信念动摇者，有道德堕落、观念扭曲者，有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也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暗中滋长。[《培育昂扬向上的公民品格》，《人民日报 》，2014年2月17日，第1 版。]社会中出现了一种理性不足、风气浮躁的怪相。近些年，各种缺乏文化底蕴的娱乐节目占据了各地电视媒体的黄金时间段，出现中华大地处处“选秀”的局面。而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国民阅读水平明显落后。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中国13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1本都不到。而韩国国民人均阅读量约为每年11本，法国约为8.4本，日本在8.4～8.5本之间。[《中国人平均一年读书不到1本》，《深圳晚报》，2013年5月21日，第18 版。]一些人的言论追求所谓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一些“富二代”、“官二代”的言行举止令人惊愕，“我爸是……”成为一时的躁动。各形各色的“段子”充斥整个网络空间等新媒体。“仇富”、“仇官”现象愈演愈烈，盲目指责人家“为富不仁”、“为官不正”。各种思潮暗流涌动，各种反党反政府言论无端受到大肆追捧，甚至出现凡是党和政府提倡的，都坚决反对的现象。一些偏激的“反日”、“反美”的言论和行动以“爱国”主义名义大行其道。一些地方出现炸公交、炸机场，杀害儿童和小学生等以极端方式报复社会的事件，引起人们和整个社会的恐慌。一些社会成员似乎随时充满骄气、横气、怨气，有的竟为争抢一个公交座位、一次排队顺序而大打出手，为自己的一次不文明言行而强词夺理。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成熟水平，可以折射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与成熟程度。社会的文明和成熟，是建立在个体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水平和成熟程度之上。正如鲁迅所说：“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当前，中国社会的文明、和谐与进步，需要昂扬向上的公民品格，需要理性的思维和行动。这就需要用科学的价值观来指引和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使之能够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促使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既给中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使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有：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政策的偏向引起较大的不满；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人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增大；民主法制不健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亟待完善；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社会冷漠现象突出；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腐败现象仍然严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受损；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日益频繁。在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要素中，腐败、贫富扩大、就业、教育公平、社会诚信、道德滑坡、医疗保障、环境恶化等问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和担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诱发，都有可能危险到党的执政地位。
改革开放带来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这不是改革开放本身之错，而是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当前，人们最为关心的是执政党及其党员干部，能否敢于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能否科学地分析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广大人民群众最为不满的就是体制性垄断而导致的腐败，以及因民主、公平、公正得不到保障而产生的新的不公。人们担心改革开放将偏离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提出，是对人们的担心和不满的有力回应。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必然性
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和理想追求集中表现为该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既决定于经济基础，又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规范、引导和推动作用。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
当代中国，只有“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真正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愿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又是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人类基本价值观的结果。虽然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其固有的局限以及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它根本不适合中国，任何照抄照搬都是不现实的，都会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颠覆性的危害。特别是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进步性
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借鉴和发展了中西方价值观的合理因素，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这在民主、和谐、公正、自由等价值上充分展示了出来。
民主是关于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规定和要求。在中国，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简代夏作民主”，意为作民之主。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西方，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一书，是由“人民”和“统治”两词构成，指人民的统治或权力。后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光大了古希腊的民主含义。比如卢梭认为，民主就是把权力“置于普遍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密尔提出，最好的民主形式是代议制民主。现代西方思想家们对民主作了进一步阐述，比如哈贝马斯重视和强调程序民主等。虽然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较之以往有很大进步，但根本上仍是少数人或一部分人的民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民主首先表现为国家形态，同时也体现在体制、原则和价值观等方面。马克思指出，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和基本制度，其特点在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而“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281页）所以，民主体现人民主权和人民意志，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和自决权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前提和基本要求。
和谐是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的规定和要求。在中国，和谐观念出现得很早。《周易》中有“保合大和”的说法；老子强调“合异以为同”；孔子主张“致中和”，“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惠施宣扬“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张载提出“天人合一”等。在西方，“和谐”概念源于古希腊哲学，指事物之间最佳的结合，如赫拉克利特认为“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的最初的和谐”。从苏格拉底开始，“和谐”被引入社会领域。柏拉图认为“公正即和谐”。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一书中提出“和谐制度”与“和谐社会”。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全面而深刻地提出了关于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马克思指出，和谐是包括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标志着通过消灭阶级而实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高度协调统一的社会状态和社会境界。同时，人类社会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进程，消除资本主义不和谐的弊端，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未来的和谐社会则是一个全面协调统一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准确把握这一原则，努力推进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
公正是关于社会政治伦理关系及其原则的规定和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关于公正的思想。《礼记》设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庄子也说：“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在西方，柏拉图明确提出“正义就是平等”。近代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平等论”，进一步宣扬了古希腊的正义思想。卢梭提出，公正就是公意，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西方现代思想家们非常重视对公平正义的研究。比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公正的本质在于社会制度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仅仅追求公正是远远不够的。公正需要历史的依据，一旦忽视了历史精神和历史依据，对公正的追求和理解就会陷入“永恒公正原则论”和“乌托邦空想论”。与这些思想家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公正问题，把公正建立在对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以往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批判基础之上，把公正的理想与历史精神融为一体。在他们看来，只有共产主义制度才能真正体现公正，是公正的真正实现。同时，还注重把公正理论的完整性与开放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为后人发展与深化公正思想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自由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的规定和要求。《论语》中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儒家对自由的理解。老子的“为无为”、庄子的“逍遥游”，则典型地表达了道家对自由的体认和追求。到了近代，自由概念被运用到政治领域，出现了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观念，梁启超就明确指出：“人人于法律内享有自由，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自由并非个人无所顾忌的放纵，而是与遵守社会生活规则和法律相联系。在资本主义早期，自由主要针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神权，旨在解决人权与神权的冲突。18世纪末以后，自由主要是针对国家和政府的强权和过多干预，旨在解决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所有这些关于自由的思想，要么是主体服从于客体，要么是主体的精神具有无限能动性，都具有片面性。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从根本上克服了这种片面性，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由与“人类解放”联系起来，不仅将其作为个人发展的尺度，而且作为共产主义社会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他们认为，只有在扬弃了以往剥削社会的强制劳动和固定分工、特别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和固定分工之后，人们才能实现“自主活动”，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只存在于物质生产的彼岸，它的实际内容就是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也就是说，人不再屈从于任何外在的目的，人成了人本身的主人，这就是人的自由的最高的体现。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有助于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础。当代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产生强大凝聚力，把整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朝着共同目标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必定会遭遇许多不可预料的重大历史课题和风险挑战。因此，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效应对各种艰难险阻，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匮乏现象严重，一小部分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等等。如何整合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统一不同社会主体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是急需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旨在应对并且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形成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价值认同和共识，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有助于规范公民的行为和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境界。提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不仅体现了国家的本质规定和社会的根本要求，同时也为每个个体即每个社会公民提供了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对于培育和塑造新型的现代公民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妥善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体层面的体现，也是国家、社会对个体公民的一种道德和伦理要求。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于提高价值主体的自觉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由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构成的统一整体，其价值主体分别是国家、社会、个体。马克思说过：“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1页）因此，要把提升每个公民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和教育，全面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尤其要重视官德建设，以此来促进全社会的道德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每个社会公民的神圣职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也会随着实践的深入逐步深化。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将不断得到提炼和升华。
1、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本质的需要
社会主义在其发展和演变的历程中，经历了由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起源于16世纪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发展到顶峰时期，其代表人物就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理想，自其诞生就有着其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主要表现为追求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价值性的基础上，阐释了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方法，对人类社会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更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无论从一种理论、运动还是一种制度来说，都意味着一种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和发展，与他们的解放息息相关的根本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中，将“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的目标，并对实现这种目标的指导思想、制度保障、主要方式等作出了初步的论述和阐释。在这些论述和阐释中，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论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等问题，但他们的理论论述和阐释勾勒出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蓝图，如为绝大数人谋求利益、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平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价值本质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统治阶级的价值本质。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一国实践成功结合起来，成为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价值性变成一定现实的开拓者，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在复杂而又艰辛的环境中，在汲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教训的基础上，对如何建设苏俄社会主义进行了探索，形成了注重商品经济与市场、建立新型民主制度、由人们自己管理社会、造就共产主义新人等思想，开启了落后国家坚持原则与价值原则、历史观与价值观统一的新思路。[方爱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论纲》，《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2期，第133页。]列宁的继任者斯大林建立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指导地位，树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苏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体现在公有制、有计划、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集中制、党的领导、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等这些概念之中，对其它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极大。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在总结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第一次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诞生了新中国。在漫长而艰辛的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底蕴，形成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旗帜鲜明地将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主流的价值观，用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并向广大民众宣传和普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彻底、全面地实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195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经济、政治、文化、医疗卫生、教育等各方面掀起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全面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此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激起全民族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并形成高度一致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爱党爱国、为人民服务、公有制、计划经济、大集体、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无私奉献、共产主义新人、斗私批修、反修反霸等成为此时期不同阶段的主体价值话语。显然，在“左”倾思想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此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曾带上了“左”的色彩和局限。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此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逐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业。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为人民服务、民主、自由、文明、富强、共同富裕、公有制、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等、公平、正义、法制、法治、德治、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创新、以人为本、和谐、人的全面发展等概念，凸显了此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基因。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兴未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现阶段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有何联系与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当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本质有何不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要回答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正是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及时回应。
2、塑造国民积极、健康、科学的价值观的需要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除了为其国民提供繁荣发达的经济基础之外，还要为国民树立和弘扬积极、健康、科学的价值观，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满足他们精神上的追求和享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果丰硕，广大人民群众总体上形成了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是，改革开放引发的经济建设大潮，以及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促使一部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嬗变。一些过去曾经洗涤过的腐朽、落后、不健康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生活恶习重新泛滥。整个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乱象。具体表现如下。
（1）拜金主义风气盛行。拜金主义是一种金钱至上的思想道德观念，认为金钱不仅万能，而且是衡量一切行为的标准。中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大潮中，一部分人滋生了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成为一种时尚口头禅。结果，傍大款、攀富贵、结交“富二代”、“官二代”和“土豪”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各种“炫富”、“炫豪车”、“炫名牌”现象层出不穷。“宁在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曾成为名噪一时网络名言，还获得了相当高的支持率。拜金主义是造成现代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中国竟成为了世界商品造假的大国，各种假冒伪劣产品、食品、药品大行其道。尤其各种“地沟油”、“毒大米”、“毒奶粉”、“假酒”、“注水猪肉”等劣质食品，以及“美罗华”、“赫赛汀”、“特罗凯”等各种假药，不仅骗取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而且严重地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有人戏言，坑、蒙、拐、骗、赌，神州大地处处有，这无不跟拜金主义的腐蚀有关。同时，“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从经济领域泛化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市场等价交换原则被扭曲运用到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造成了“潜规则”甚嚣尘上。一些党员干部叫嚣“有钱能使官推磨”，大肆买官卖官。一些人不是以助人为乐为荣，而是坚持助人要钱，在救死扶伤的关键时刻，不适时宜地提出支付金钱的要求，以此变相要挟受害者及其家属。甚至有极少数有些贪官、“土豪”以睡在钱堆里为乐，或以燃烧人民币为荣，寻找所谓的快乐刺激。显然，拜金主义已经扭曲了一部分人的心理和灵魂。
（2）奢靡享乐主义盛行。拜金主义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催生了奢靡享乐主义。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物质文化的繁荣发展。但是，财富的增加并不意味着文明的提升。相反，一些党员干部和暴富起来的“老板们”没有把财富变为更有价值的资源，反而浸淫在金钱和物质的过渡挥霍之中，追求人生的奢靡享乐。一些党员干部吃饕餮大餐，住高档酒店，玩遍千山万水，包养情妇美女，盛行贪图享乐、讲排场、比阔气的不良风气。一些富豪、“土豪”挥金如土，沉溺于吃、喝、嫖、赌、毒，迷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甚至到处散布“白天死过去，晚上活过来”的口号。一些地方以发展经济为名，发展“性都”、“浴都”、“爱都”，助长了黄、赌、毒的盛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许多地方还处于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是，今天的中国竟成为了世界上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这一现象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深思。奢靡享乐主义让人们沉溺于物质上的享受和肉体上的快乐，容易使人们陷入意志消沉、缺乏进取精神的状态之中。因此，享乐主义滋长和蔓延，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只能滋生虚假繁荣的毒瘤，助长玩物丧志的风气，严重地腐蚀了良好、健康的社会风气。
（3）诚信缺失，社会道德滑坡。中华民族向来是一个重道德、讲诚信的民族。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曾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周人最早提出“明德慎刑”、“为政以德”的理念。唐朝时《唐律》最终确定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德治方略，并为以后历代所尊崇。以德为先，诚实做人，一诺千金，与人为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曾经是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的优秀美德。但是，改革开放中各种良莠不齐的东西促使一部分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少部分人出现道德堕落、观念扭曲、行为无德的行径。近些年，“豆腐渣”工程、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学历“造假门”等诚信缺失现象愈演愈烈。各种“艳照门”、“一夜情”，频发的“到此一游”，无不拷问着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和个人修养。老人摔倒扶还是不扶、佛山“小悦悦”事件，无不让每一个有良知的国人备受心灵的煎熬。各种媒体的“炒作”、网络“水军”的“灌水”、不良大v的无良言论、“公知”的虚假道德批判，无不在兴风作浪中愚弄和欺骗着每一个善良的国民。追捧“干露露”、“湿露露”、“裸模”、“裸星”，崇尚“一脱成名”，无不让天下的父母和孩子担忧和迷茫。当前，我们的社会似乎陷入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信任缺乏、人人自怜的危险境界。因此，整个社会价值秩序的纠偏和重建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这就急需一套系统的、科学的价值观来加以引导和扶正。
（4）社会浮躁，个人理性不足。一个社会的文明、稳定和进步，需要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理性思考和行动，需要用一套科学的价值观来引导和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遵守文明的秩序和公共行为准则。我国的改革开放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等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尤其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人们思想活动和行为方式的自由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同时，每一个个体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和压力的反应及其方式迥然不同。中国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城乡、地区和部门发展不平衡较为突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较为明显，即使同一地区、同一行业，其差距有的也是较明显。在此背景下，有理想迷失、信念动摇者，有道德堕落、观念扭曲者，有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也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暗中滋长。[《培育昂扬向上的公民品格》，《人民日报 》，2014年2月17日，第1 版。]社会中出现了一种理性不足、风气浮躁的怪相。近些年，各种缺乏文化底蕴的娱乐节目占据了各地电视媒体的黄金时间段，出现中华大地处处“选秀”的局面。而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国民阅读水平明显落后。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犹太人，平均每人一年读书64本。中国13亿人口，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一年读书1本都不到。而韩国国民人均阅读量约为每年11本，法国约为8.4本，日本在8.4～8.5本之间。[《中国人平均一年读书不到1本》，《深圳晚报》，2013年5月21日，第18 版。]一些人的言论追求所谓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一些“富二代”、“官二代”的言行举止令人惊愕，“我爸是……”成为一时的躁动。各形各色的“段子”充斥整个网络空间等新媒体。“仇富”、“仇官”现象愈演愈烈，盲目指责人家“为富不仁”、“为官不正”。各种思潮暗流涌动，各种反党反政府言论无端受到大肆追捧，甚至出现凡是党和政府提倡的，都坚决反对的现象。一些偏激的“反日”、“反美”的言论和行动以“爱国”主义名义大行其道。一些地方出现炸公交、炸机场，杀害儿童和小学生等以极端方式报复社会的事件，引起人们和整个社会的恐慌。一些社会成员似乎随时充满骄气、横气、怨气，有的竟为争抢一个公交座位、一次排队顺序而大打出手，为自己的一次不文明言行而强词夺理。一个社会的文明与成熟水平，可以折射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与成熟程度。社会的文明和成熟，是建立在个体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水平和成熟程度之上。正如鲁迅所说：“中国欲存争于天下，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当前，中国社会的文明、和谐与进步，需要昂扬向上的公民品格，需要理性的思维和行动。这就需要用科学的价值观来指引和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使之能够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促使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既给中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使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有：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政策的偏向引起较大的不满；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人们的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增大；民主法制不健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亟待完善；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社会冷漠现象突出；人与自然关系紧张，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腐败现象仍然严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受损；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日益频繁。在诸多影响社会和谐的要素中，腐败、贫富扩大、就业、教育公平、社会诚信、道德滑坡、医疗保障、环境恶化等问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为关心和担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诱发，都有可能危险到党的执政地位。
改革开放带来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这不是改革开放本身之错，而是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当前，人们最为关心的是执政党及其党员干部，能否敢于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能否科学地分析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广大人民群众最为不满的就是体制性垄断而导致的腐败，以及因民主、公平、公正得不到保障而产生的新的不公。人们担心改革开放将偏离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提出，是对人们的担心和不满的有力回应。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必然性
一个社会的本质、特征和理想追求集中表现为该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既决定于经济基础，又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规范、引导和推动作用。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
当代中国，只有“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真正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愿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又是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人类基本价值观的结果。虽然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其固有的局限以及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它根本不适合中国，任何照抄照搬都是不现实的，都会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颠覆性的危害。特别是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进步性
我们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借鉴和发展了中西方价值观的合理因素，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性。这在民主、和谐、公正、自由等价值上充分展示了出来。
民主是关于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规定和要求。在中国，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简代夏作民主”，意为作民之主。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西方，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一书，是由“人民”和“统治”两词构成，指人民的统治或权力。后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光大了古希腊的民主含义。比如卢梭认为，民主就是把权力“置于普遍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密尔提出，最好的民主形式是代议制民主。现代西方思想家们对民主作了进一步阐述，比如哈贝马斯重视和强调程序民主等。虽然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较之以往有很大进步，但根本上仍是少数人或一部分人的民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民主首先表现为国家形态，同时也体现在体制、原则和价值观等方面。马克思指出，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和基本制度，其特点在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而“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281页）所以，民主体现人民主权和人民意志，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和自决权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前提和基本要求。
和谐是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的规定和要求。在中国，和谐观念出现得很早。《周易》中有“保合大和”的说法；老子强调“合异以为同”；孔子主张“致中和”，“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惠施宣扬“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张载提出“天人合一”等。在西方，“和谐”概念源于古希腊哲学，指事物之间最佳的结合，如赫拉克利特认为“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的最初的和谐”。从苏格拉底开始，“和谐”被引入社会领域。柏拉图认为“公正即和谐”。傅立叶在《全世界和谐》一书中提出“和谐制度”与“和谐社会”。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全面而深刻地提出了关于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马克思指出，和谐是包括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标志着通过消灭阶级而实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高度协调统一的社会状态和社会境界。同时，人类社会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进程，消除资本主义不和谐的弊端，建立平等、互助、协调的和谐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未来的和谐社会则是一个全面协调统一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准确把握这一原则，努力推进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
公正是关于社会政治伦理关系及其原则的规定和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大量关于公正的思想。《礼记》设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庄子也说：“公而不当，易而无私。”在西方，柏拉图明确提出“正义就是平等”。近代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平等论”，进一步宣扬了古希腊的正义思想。卢梭提出，公正就是公意，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西方现代思想家们非常重视对公平正义的研究。比如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公正的本质在于社会制度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仅仅追求公正是远远不够的。公正需要历史的依据，一旦忽视了历史精神和历史依据，对公正的追求和理解就会陷入“永恒公正原则论”和“乌托邦空想论”。与这些思想家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公正问题，把公正建立在对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以往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批判基础之上，把公正的理想与历史精神融为一体。在他们看来，只有共产主义制度才能真正体现公正，是公正的真正实现。同时，还注重把公正理论的完整性与开放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为后人发展与深化公正思想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自由是关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的规定和要求。《论语》中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儒家对自由的理解。老子的“为无为”、庄子的“逍遥游”，则典型地表达了道家对自由的体认和追求。到了近代，自由概念被运用到政治领域，出现了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观念，梁启超就明确指出：“人人于法律内享有自由，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真正的自由并非个人无所顾忌的放纵，而是与遵守社会生活规则和法律相联系。在资本主义早期，自由主要针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神权，旨在解决人权与神权的冲突。18世纪末以后，自由主要是针对国家和政府的强权和过多干预，旨在解决个人与社会的矛盾。所有这些关于自由的思想，要么是主体服从于客体，要么是主体的精神具有无限能动性，都具有片面性。只有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从根本上克服了这种片面性，马克思、恩格斯把自由与“人类解放”联系起来，不仅将其作为个人发展的尺度，而且作为共产主义社会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他们认为，只有在扬弃了以往剥削社会的强制劳动和固定分工、特别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和固定分工之后，人们才能实现“自主活动”，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只存在于物质生产的彼岸，它的实际内容就是人类能力的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也就是说，人不再屈从于任何外在的目的，人成了人本身的主人，这就是人的自由的最高的体现。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有助于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础。当代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产生强大凝聚力，把整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朝着共同目标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必定会遭遇许多不可预料的重大历史课题和风险挑战。因此，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效应对各种艰难险阻，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匮乏现象严重，一小部分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等等。如何整合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统一不同社会主体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是急需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旨在应对并且满足实践发展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形成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价值认同和共识，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有助于规范公民的行为和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境界。提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不仅体现了国家的本质规定和社会的根本要求，同时也为每个个体即每个社会公民提供了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对于培育和塑造新型的现代公民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妥善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体层面的体现，也是国家、社会对个体公民的一种道德和伦理要求。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于提高价值主体的自觉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由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构成的统一整体，其价值主体分别是国家、社会、个体。马克思说过：“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71页）因此，要把提升每个公民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和教育，全面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尤其要重视官德建设，以此来促进全社会的道德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每个社会公民的神圣职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在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也会随着实践的深入逐步深化。与此相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将不断得到提炼和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