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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抑郁是指因政治事件和环境的影响，导致个体产生情绪低落、消极无助和厌恶政治等缺乏幸福感和动力感的心理状态。这种抑郁可能导致个体远离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发展。
至于为何是今年的热词，可能跟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国际形势有关。在某些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人们可能会感到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现有政治体系的失望，这可能导致政治性抑郁的出现。此外，社交媒体和信息传播的快速发展也可能使得与政治性抑郁相关的讨论和关注度增加。
请注意，以上只是可能的解释，具体原因可能因人而异。
至于为何是今年的热词，可能跟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国际形势有关。在某些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人们可能会感到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对现有政治体系的失望，这可能导致政治性抑郁的出现。此外，社交媒体和信息传播的快速发展也可能使得与政治性抑郁相关的讨论和关注度增加。
请注意，以上只是可能的解释，具体原因可能因人而异。
新闻中每天都在报道大量的负面事件，例如某明星被发现出轨、某地发生恶性伤人事件等等。
由于“负性信息偏好”的影响，人们总是对那些引起我们厌恶、反感或者心理冲突的新闻给予额外的关注，所以相比于那些正能量新闻，那些负面信息总是能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所以人们总是会对那些可能造成危险的环境线索给予更多的关注。
人们的心理受到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政治性抑郁”，表现为知道得越多越痛苦。
生活中有一些人似乎总是喜欢评论各种社会现象，他们拥有很强的洞察力，喜欢去探寻事物背后的真相。
例如，他们发现朋友们每天谈论的都是诸如吃喝拉撒睡的无聊问题，就会看到社会平庸、不求上进的一面。从大方向来看，他们也会透过各种社会负面现象看到关于人权、平等等方面的矛盾。
例如最近闹得轰轰烈烈的黑人暴乱，暴力和歧视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一瞬间，很多中国人不顾国界，纷纷为他们祈福，希望他们能够早日从水深火热之中解脱出来。
又比如最近沸沸扬扬的“顶替事件”，寒窗苦读十几年却被另一个人顶替上大学，一个家庭的投入被浪费，一个人的人生也因此被改变。
这样的负面新闻比比皆是，我们整天被泡在这样的信息中，似乎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也逐渐发生着改变。
据调查，看新闻时长与抑郁水平呈正比关系，即花越多的时间看新闻，抑郁水平越高，可见新闻中的负面信息已经对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些产生“政治性抑郁”的人便是深受其害。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现在的人越来越独立，自我意识水平也较高，对于善恶、美丑、好坏的分辨能力普遍较强，所以人们抵抗负面信息对自己的侵蚀的能力也较强。
那么为什么知道得越多越痛苦？难道人们都失去了理智吗？
其实，任何态度的改变都是在说服信息与态度主体原有态度存在差异，并引起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
“政治性抑郁者”每天接触大量的负面信息，这些负面信息与人们原有的正面态度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人们的态度才会逐渐发生改变，才会逐渐因为这些差异而对社会感到失望和厌倦。
社会心理学家伯克纳等人曾让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位基督教青年会咨询员给出关于普通人每晚需要睡觉的小时数信息。
每个参与者从一位传递者那里获得一种信息，如应该睡8小时、应该睡7小时等等。
由于大多数参与者最初认为8小时是最合适的，所以他们最初态度与8小时之间的差异为0。
而随着他们接收到的信息与原有态度之间的差异的增大，如接收到7小时、6小时等，以此类推，他们态度的改变量也随之增大。
最终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人们态度的改变量随着信息差异的增大而增加，超出这个范围，人们的态度改变量会下降。
这个结论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人们虽然自我意识水平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也比较强，但还是抵不过每天狂轰滥炸的负面信息。
这些负面信息与人们原有态度的差异非常大，因此使得人们对于社会现状越来越担忧。
人们之所以患上“政治性抑郁”，对社会感到失望，甚至产生对生活的失控感，还与一个因素有关，即负面信息的重复。
卡斯泊和佩蒂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让被试反复听分别来自高可信源和低可信源的信息，结果发现强有力的信息的重复增加了被试的态度改变量。
所以当信息可信并且重复呈现的时候，人们的态度会逐渐发生改变，而那些花大量时间看负面新闻的人们正是如此。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政治性抑郁”呢？
基于上述的研究，我们知道反复地接受信息、负面信息与原有态度差异大都会造成人们对社会的担忧和对生活的失控感。
因此我们必须减少看新闻的次数，把更多的时间拿去做一些能够产生积极自我概念的事，从而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简言之，远离负能量。
由于“负性信息偏好”的影响，人们总是对那些引起我们厌恶、反感或者心理冲突的新闻给予额外的关注，所以相比于那些正能量新闻，那些负面信息总是能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趋利避害是人类的本能，所以人们总是会对那些可能造成危险的环境线索给予更多的关注。
人们的心理受到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政治性抑郁”，表现为知道得越多越痛苦。
生活中有一些人似乎总是喜欢评论各种社会现象，他们拥有很强的洞察力，喜欢去探寻事物背后的真相。
例如，他们发现朋友们每天谈论的都是诸如吃喝拉撒睡的无聊问题，就会看到社会平庸、不求上进的一面。从大方向来看，他们也会透过各种社会负面现象看到关于人权、平等等方面的矛盾。
例如最近闹得轰轰烈烈的黑人暴乱，暴力和歧视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这一瞬间，很多中国人不顾国界，纷纷为他们祈福，希望他们能够早日从水深火热之中解脱出来。
又比如最近沸沸扬扬的“顶替事件”，寒窗苦读十几年却被另一个人顶替上大学，一个家庭的投入被浪费，一个人的人生也因此被改变。
这样的负面新闻比比皆是，我们整天被泡在这样的信息中，似乎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也逐渐发生着改变。
据调查，看新闻时长与抑郁水平呈正比关系，即花越多的时间看新闻，抑郁水平越高，可见新闻中的负面信息已经对人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些产生“政治性抑郁”的人便是深受其害。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现在的人越来越独立，自我意识水平也较高，对于善恶、美丑、好坏的分辨能力普遍较强，所以人们抵抗负面信息对自己的侵蚀的能力也较强。
那么为什么知道得越多越痛苦？难道人们都失去了理智吗？
其实，任何态度的改变都是在说服信息与态度主体原有态度存在差异，并引起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发生的。
“政治性抑郁者”每天接触大量的负面信息，这些负面信息与人们原有的正面态度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人们的态度才会逐渐发生改变，才会逐渐因为这些差异而对社会感到失望和厌倦。
社会心理学家伯克纳等人曾让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一位基督教青年会咨询员给出关于普通人每晚需要睡觉的小时数信息。
每个参与者从一位传递者那里获得一种信息，如应该睡8小时、应该睡7小时等等。
由于大多数参与者最初认为8小时是最合适的，所以他们最初态度与8小时之间的差异为0。
而随着他们接收到的信息与原有态度之间的差异的增大，如接收到7小时、6小时等，以此类推，他们态度的改变量也随之增大。
最终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内，人们态度的改变量随着信息差异的增大而增加，超出这个范围，人们的态度改变量会下降。
这个结论告诉我们，现代社会的人们虽然自我意识水平提高，分辨是非的能力也比较强，但还是抵不过每天狂轰滥炸的负面信息。
这些负面信息与人们原有态度的差异非常大，因此使得人们对于社会现状越来越担忧。
人们之所以患上“政治性抑郁”，对社会感到失望，甚至产生对生活的失控感，还与一个因素有关，即负面信息的重复。
卡斯泊和佩蒂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让被试反复听分别来自高可信源和低可信源的信息，结果发现强有力的信息的重复增加了被试的态度改变量。
所以当信息可信并且重复呈现的时候，人们的态度会逐渐发生改变，而那些花大量时间看负面新闻的人们正是如此。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政治性抑郁”呢？
基于上述的研究，我们知道反复地接受信息、负面信息与原有态度差异大都会造成人们对社会的担忧和对生活的失控感。
因此我们必须减少看新闻的次数，把更多的时间拿去做一些能够产生积极自我概念的事，从而提升我们的幸福感，简言之，远离负能量。
据美国《科技时报》报道，一项研究发现，每天浏览社交媒体超过3小时的青少年，患包括焦虑和抑郁的心理问题风险要比其他人高出60%。
这种抑郁中，就有可能包含着政治性抑郁。
什么是政治性抑郁
近年来，政治性抑郁（political depression）已经从一种隐喻层面的症候成为了一种临床症状，符合美国心理学会（apa）的抑郁症标准。
根据dr.robert lusson的《政治性抑郁》一文，政治性抑郁是比较难以定义的。由政治事件诱发的抑郁症可能先于已有的抑郁症状发作，也可能触发或加剧本身已经存在的抑郁状态。
此外，在原有的抑郁症状表现基础之上，政治抑郁可能会多出一个表现维度，即个体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对于命运的掌控。
有人认为，在各类社交媒体和资讯平台占据人们生活的当下，人们能随时随地了解世界上每个角落发生的灾难，是造成政治性抑郁的主要原因。
比如人生输家在红谷滩随机杀人，（思庐哲学编辑）美国总在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大熊猫在泰国被劣质竹子噎死，2070年所有的珊瑚礁都会消失，巴西博物馆大火烧毁两千万件文物，巴黎圣母院重建要等四十年。
只要有时间，人们每天可能会从各种新闻里接触到大量悲剧性事件。这些令人沮丧的新闻充斥着种种结构性之恶和不公，个体的灾难时刻都在上演。
而另一方面，人们又清楚的意识到这些新闻背后还有更多无法被看见的恶性事件。但大部分人只是通过新闻资讯来了解事件的观看者，能做的仅有舆论上的支持，却改变不了事情本身。有良知的人们却无能为力，最后被一种巨大无形的无力感所击溃。
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尤其是确信自己不受种族、性别、宗教、阶级或财富限制的年轻人，会更容易感到焦虑、愤怒、被欺骗或背叛，并且不愿意开始重新审视自我的信仰体系。
而当人们发现当下的自己和原来的价值观步调不一致时，政治抑郁可能会反过来引发更深层次的、关乎生命意义问题的危机。
谁更容易政治性抑郁
政治抑郁可能与人与社会的关系有关。
那些容易产生政治抑郁的人，通常敏感细腻、有同理心并且具有社会责任感。他们期待世界变得更好，并希望自己也有责任使社会变得更好。但与之相对的，理想化的愿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会很容易让他们很容易觉得失落和无助。这种创伤感可能会让他们不愿意面对现实，从而陷入抑郁。
政治性抑郁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来自于个体对于不可抗力的恐惧。对于政治、社会、文化、群体习惯等种种综合原因造成的悲剧面前，人们通常感到以个体之力难以与之对抗，并恐惧同样的命运有朝一日会落在自己的身上。
政治性抑郁之外
dr.robert lusson的《政治性抑郁》是在美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作出的研究。他认为，人们可能在经历政治抑郁的时候变得随波逐流。在文中，作者将“政治性抑郁”归于美国中产阶级青年的独特症候。
但实际上，政治性抑郁既不是美国青年独有的，也不是中产阶级独有的，而是世界性的。
在近几年纷乱的世界局势下，（思庐哲学编辑）人们无疑时常陷入对各方新闻信息的奋力捕捉和思辨、自我观点的不断推翻与重建以及对新闻事件本身巨大的苦难的无力感。
作为没有任何权力和话语权的个体，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在各类事件里，我们的参与始终是有限的，强迫自己时刻被这些事件占据，无疑是一种消耗。
我们目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将过度的参与热情空耗在远方的恶上面。
让自己清醒客观，独立思考，就已经是一种成功了。
希望我们既不选择政治性冷漠，也不陷入政治性忧郁。
文章转自公众号whatonearth
这种抑郁中，就有可能包含着政治性抑郁。
什么是政治性抑郁
近年来，政治性抑郁（political depression）已经从一种隐喻层面的症候成为了一种临床症状，符合美国心理学会（apa）的抑郁症标准。
根据dr.robert lusson的《政治性抑郁》一文，政治性抑郁是比较难以定义的。由政治事件诱发的抑郁症可能先于已有的抑郁症状发作，也可能触发或加剧本身已经存在的抑郁状态。
此外，在原有的抑郁症状表现基础之上，政治抑郁可能会多出一个表现维度，即个体会觉得自己失去了对于命运的掌控。
有人认为，在各类社交媒体和资讯平台占据人们生活的当下，人们能随时随地了解世界上每个角落发生的灾难，是造成政治性抑郁的主要原因。
比如人生输家在红谷滩随机杀人，（思庐哲学编辑）美国总在发生大规模枪击案，大熊猫在泰国被劣质竹子噎死，2070年所有的珊瑚礁都会消失，巴西博物馆大火烧毁两千万件文物，巴黎圣母院重建要等四十年。
只要有时间，人们每天可能会从各种新闻里接触到大量悲剧性事件。这些令人沮丧的新闻充斥着种种结构性之恶和不公，个体的灾难时刻都在上演。
而另一方面，人们又清楚的意识到这些新闻背后还有更多无法被看见的恶性事件。但大部分人只是通过新闻资讯来了解事件的观看者，能做的仅有舆论上的支持，却改变不了事情本身。有良知的人们却无能为力，最后被一种巨大无形的无力感所击溃。
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尤其是确信自己不受种族、性别、宗教、阶级或财富限制的年轻人，会更容易感到焦虑、愤怒、被欺骗或背叛，并且不愿意开始重新审视自我的信仰体系。
而当人们发现当下的自己和原来的价值观步调不一致时，政治抑郁可能会反过来引发更深层次的、关乎生命意义问题的危机。
谁更容易政治性抑郁
政治抑郁可能与人与社会的关系有关。
那些容易产生政治抑郁的人，通常敏感细腻、有同理心并且具有社会责任感。他们期待世界变得更好，并希望自己也有责任使社会变得更好。但与之相对的，理想化的愿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会很容易让他们很容易觉得失落和无助。这种创伤感可能会让他们不愿意面对现实，从而陷入抑郁。
政治性抑郁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来自于个体对于不可抗力的恐惧。对于政治、社会、文化、群体习惯等种种综合原因造成的悲剧面前，人们通常感到以个体之力难以与之对抗，并恐惧同样的命运有朝一日会落在自己的身上。
政治性抑郁之外
dr.robert lusson的《政治性抑郁》是在美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作出的研究。他认为，人们可能在经历政治抑郁的时候变得随波逐流。在文中，作者将“政治性抑郁”归于美国中产阶级青年的独特症候。
但实际上，政治性抑郁既不是美国青年独有的，也不是中产阶级独有的，而是世界性的。
在近几年纷乱的世界局势下，（思庐哲学编辑）人们无疑时常陷入对各方新闻信息的奋力捕捉和思辨、自我观点的不断推翻与重建以及对新闻事件本身巨大的苦难的无力感。
作为没有任何权力和话语权的个体，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是，在各类事件里，我们的参与始终是有限的，强迫自己时刻被这些事件占据，无疑是一种消耗。
我们目前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不要将过度的参与热情空耗在远方的恶上面。
让自己清醒客观，独立思考，就已经是一种成功了。
希望我们既不选择政治性冷漠，也不陷入政治性忧郁。
文章转自公众号whatonearth
今年开端就不平凡，这个世界好像正在变得越来越差：俄乌冲突打响，和平安定这么容易打破；东航失事，132条生命的离去，生命原来如此脆弱；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冠病毒正在用更加严厉的姿态扑过来......无数的大事件一个接着一个而来，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种无能为力的无奈情绪中，因为这些坏消息而心烦意乱，而又忍不住的去深入了解这些事件从而看到越来越多的坏消息，会疑问这个世界还会好起来吗？源源不断的坏消息，使得我们难以真正平静下来沉浸学习和工作，很容易由此陷入一种极端失落、沮丧的坏情绪中。
心理学家罗伯特·卢森博士将这种引发信念崩塌、怀疑人生意义的巨大沮丧，形容为“政治性抑郁”。
政治性抑郁有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是由政治事件诱发的抑郁症，但可能先于已有的抑郁症状发作。
第二，是可能触发或加剧本身已经存在的抑郁状态。
第三，沉浸于事件带来的负面情绪但又无力做出改变，导致了抑郁状态。
谁更容易政治性抑郁？
1、政治性抑郁主要与人与社会性有关。
那些容易产生政治性抑郁的人，通常比较敏感细腻、具有同理心并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殷切期望着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并希望自己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与之相对的，理想化的愿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会很容易让他们很容易觉得失落和无助。这种创伤感可能会让他们不愿意面对现实，从而陷入抑郁。
2、政治性抑郁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来自于个体对于不可抗力的恐惧。对于政治、社会、文化、群体习惯等种种综合原因造成的悲剧面前，人们通常感到以个体之力难以与之对抗，并恐惧同样的命运有朝一日会落在自己的身上。
3、理性面对远方的呼声
导致政治性抑郁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时，我们的心理防线被层出不穷的坏消息给搞垮了。沉浸于各类新时事热点，乃至“翻墙”去查找外文报道，这种行为其实也算得上另一种信息同温层与信息茧房。如果长时间地接触大量同类新闻，我们会很容易把所看到的看成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们作为信息接收者，在接受信息时，总是会有意无意间更多注意那些与自己原有观念、态度及价值观相吻合的信息；而各类平台、媒体作为信息发出者，利用大数据的选择化信息投放，也使得我们更容易得到自己本身偏向关心的信息。“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讯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就像美国传播学者凯斯·r·桑斯坦所说的。
“作为个体，在面对所接收的繁杂信息时，由于个人的判别能力往往是有限的，我们往往会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
how can we do？
我们应该明白，人类的确应该对世界抱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有义务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残酷的现实是由于自然、社会、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人类无法抵抗。它不应该成为我们情绪的枷锁，大家更不必把自己锁死在这样的事件里来回挣扎，加重抑郁情绪的产生。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自己不要被负面消息引起的无力感和绝望感裹挟，避免自己因为信息过载而产生严重的挫败心理。不要丢失信心和行动力。
就如胡适所说，年轻人一开始接触到社会的冷酷时，很容易被悲观和失望的情绪击倒。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在接受了越来越多纷乱嘈杂的坏消息之后，很容易失去对这个世界的信心，以及实际做事的行动力，陷入另一种政治冷漠的虚无主义境地。
但实际上，面对外界一个个的坏消息，面对看起来越来越糟糕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行动，不能小瞧自己话语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明白，这世界也许正在变坏，但就此缴械投降、自怨自艾，不仅无济于事，更是一种为自己的不作为所找的借口。其实，某些时候，个人的看似不起眼的一句话也有可能为影响他人，为这个世界的改变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转发一些有意义的，质量高的、思辨性的文章，或是在一些公众平台发表慎重思考过后的言论。即使可能最后结果也不会有太大改善，但只要我们能影响到身边的几个人，虽然轻微，但已经是对这个世界有足够意义的改变了。
面对坏消息不断的情形，我们仍然可以试着去用一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方式生活。更加进取一点，更加乐观一点，如此这般，点点星光可以汇成星辰大海，星星之火也可成燎原之势，我们看似微不足道的言行也可以影响到这个世界。
共勉吧，就像朱光潜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写道的，“卤莽叫嚣还是十字街头的特色，是肤浅卑劣的表征。我们要能于叫嚣扰攘中：以冷静态度，灼见世弊；以深沉思考，规划方略；以坚强意志，征服障碍。总而言之，我们要自由伸张自我，不要汩没在十字街头的影响里去。”
心理学家罗伯特·卢森博士将这种引发信念崩塌、怀疑人生意义的巨大沮丧，形容为“政治性抑郁”。
政治性抑郁有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是由政治事件诱发的抑郁症，但可能先于已有的抑郁症状发作。
第二，是可能触发或加剧本身已经存在的抑郁状态。
第三，沉浸于事件带来的负面情绪但又无力做出改变，导致了抑郁状态。
谁更容易政治性抑郁？
1、政治性抑郁主要与人与社会性有关。
那些容易产生政治性抑郁的人，通常比较敏感细腻、具有同理心并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殷切期望着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并希望自己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与之相对的，理想化的愿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会很容易让他们很容易觉得失落和无助。这种创伤感可能会让他们不愿意面对现实，从而陷入抑郁。
2、政治性抑郁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来自于个体对于不可抗力的恐惧。对于政治、社会、文化、群体习惯等种种综合原因造成的悲剧面前，人们通常感到以个体之力难以与之对抗，并恐惧同样的命运有朝一日会落在自己的身上。
3、理性面对远方的呼声
导致政治性抑郁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时，我们的心理防线被层出不穷的坏消息给搞垮了。沉浸于各类新时事热点，乃至“翻墙”去查找外文报道，这种行为其实也算得上另一种信息同温层与信息茧房。如果长时间地接触大量同类新闻，我们会很容易把所看到的看成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们作为信息接收者，在接受信息时，总是会有意无意间更多注意那些与自己原有观念、态度及价值观相吻合的信息；而各类平台、媒体作为信息发出者，利用大数据的选择化信息投放，也使得我们更容易得到自己本身偏向关心的信息。“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讯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就像美国传播学者凯斯·r·桑斯坦所说的。
“作为个体，在面对所接收的繁杂信息时，由于个人的判别能力往往是有限的，我们往往会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
how can we do？
我们应该明白，人类的确应该对世界抱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有义务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残酷的现实是由于自然、社会、文化、政治等多种因素造成的，人类无法抵抗。它不应该成为我们情绪的枷锁，大家更不必把自己锁死在这样的事件里来回挣扎，加重抑郁情绪的产生。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自己不要被负面消息引起的无力感和绝望感裹挟，避免自己因为信息过载而产生严重的挫败心理。不要丢失信心和行动力。
就如胡适所说，年轻人一开始接触到社会的冷酷时，很容易被悲观和失望的情绪击倒。我们这一代年青人，在接受了越来越多纷乱嘈杂的坏消息之后，很容易失去对这个世界的信心，以及实际做事的行动力，陷入另一种政治冷漠的虚无主义境地。
但实际上，面对外界一个个的坏消息，面对看起来越来越糟糕的社会和自然环境，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行动，不能小瞧自己话语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明白，这世界也许正在变坏，但就此缴械投降、自怨自艾，不仅无济于事，更是一种为自己的不作为所找的借口。其实，某些时候，个人的看似不起眼的一句话也有可能为影响他人，为这个世界的改变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转发一些有意义的，质量高的、思辨性的文章，或是在一些公众平台发表慎重思考过后的言论。即使可能最后结果也不会有太大改善，但只要我们能影响到身边的几个人，虽然轻微，但已经是对这个世界有足够意义的改变了。
面对坏消息不断的情形，我们仍然可以试着去用一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方式生活。更加进取一点，更加乐观一点，如此这般，点点星光可以汇成星辰大海，星星之火也可成燎原之势，我们看似微不足道的言行也可以影响到这个世界。
共勉吧，就像朱光潜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写道的，“卤莽叫嚣还是十字街头的特色，是肤浅卑劣的表征。我们要能于叫嚣扰攘中：以冷静态度，灼见世弊；以深沉思考，规划方略；以坚强意志，征服障碍。总而言之，我们要自由伸张自我，不要汩没在十字街头的影响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