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追诉期限、刑事诉讼、人民法院案例库。
办案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认定案件事实要讲证据，但取证难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显著上升。
司法活动需要消耗司法资源，其中大部分司法资源都用于收集固定证据方面。因此，法律工作尤其看重期限，办案时间距离案件发生越近，取证的难度就越低，查明事实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则办案难度越大。
在办案期限方面，民事案件诉讼时效一般为三年，刑事案件也同样设立了追诉期限。
刑法第87条规定，犯罪经过一定期限的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比如法定最高刑不满五年的，追诉期五年；以此类推，五年以上不满十年的，追诉期十年；十年以上的，追诉期十五年；无期或死刑的，追诉期二十年。
追诉期限怎么计算。
刑法第89条明确规定：（1）追诉期限一般从犯罪之日起计算；（2）犯罪行为呈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3）在追诉期内又犯新罪的，则前罪的追诉期须从后罪的犯罪之日起重新计算。
以上是原则性规定，即经过追诉期限的刑事案件，一般不予追诉。
那么，有没有例外。
有，三个例外情形如下：
（1）法定最高刑无期或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检核准。
（2）立案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3）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的，公检法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关于刑事追诉时效的主要法律规定就是以上这些，司法实务中是如何适用的。
下面来看一个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参考案例。
基本案情
d某串通投标案——（2023）粤06刑终475号刑事裁定。
2013年底，某街道项目发布招标公告，底价为年租金800万元。被告人d某和t某、l某等人（均另案处理）取得竞标资格。同年12月3日，t某与各竞标人谈判，约定d某、t某等人各收取l某支付的130万元好处费，退出竞标。次日，l某以802万元的价格竞得该项目。
2018年4月28日，公安机关对l某等人串通投标行为立案侦查，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讯问、采取了强制措施，但未对d某采取相关措施。
2018年8月，d某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受审期间，主动供述串通投标事实并委托其妻子全额退缴赃款130万元，但司法机关未对其追诉。
2022年4月8日，d某在走私普通货物罪刑满释放后，向公安机关投案。
2022年8月12日，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d某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对此，d某不服提起上诉。
显然，d某能否翻案，关键在于本案是否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案情讨论
根据刑法第223条的规定，串通投标罪的法定最高刑是三年有期徒刑，故该罪的追诉期限是五年。
本案的犯罪之日是2013年12月3日（t某、d某等人共谋串标），故本案追诉期应于2018年12月3日届满。
然而，就在2018年4月28日，公安机关决定对本案立案侦查。刑事立案这一动作代表着追诉行为的起点，追诉行为一旦开始，便不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d某作为涉案人之一，似乎难逃追究。
此时，只有证明d某的案件仍受追诉时效限制（即属于不予追诉的情形）才能脱罪。
这就涉及对刑事追诉时效的深度理解与适用问题。
追诉时效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1）刑事案件应以“对人立案”为原则。
共同犯罪案件中，不同涉案人的到案时间、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都不一样。若以统一的立案时间计算追诉时效，恐有违实事求是和公平公正原则。在实务中，能够查清行为人的情况下，原则上以“对人立案”作为判断追诉时限的标准；案情复杂无法查清具体行为人或存在人为顶罪的情况下，可允许“对事立案”
（2）未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追诉时效不中断、不延长。
办案机关依法行使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权的情况下，案件一经立案便进入办案程序，不再考虑追诉期限的问题，除非出现“行为人逃避追诉”或“被害人报案而办案机关怠于立案”的情形（详见刑法第88条规定）。
换言之，只要行为人自己不主动逃避侦查或审判，即使已立案，但办案机关怠于行使办案权导致追诉期限经过的，仍应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3）在追诉期限内未犯罪的，追诉时效不中断、不延长。
行为人在后罪的追诉期限起算前犯的罪，不会导致后罪的追诉期限重新计算；相应地，行为人在前罪的追诉期限结束后犯的罪，也不会导致前罪的追诉期限重新计算。
回到上述案例
经重审，法院认为本案已过追诉时效，应终止审理，理由如下：
（1）d某涉嫌串通投标罪，情节严重，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三年，追诉时效期限为五年。本案发生于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追诉期限即届满。
（2）公安机关于2018年4月28日对l某等人串通投标行为立案侦查，后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讯问、采取了强制措施，但未对d某采取相关措施。d某在2018年8月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受审期间，主动供述串通投标事实并全额退缴赃款，但司法机关未对其追诉，d某在走私罪刑满释放后再次投案，显然不存在逃避侦查的情形，不符合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规定。
（3）d某所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虽是2018年审理，但实施犯罪是在2010年，即在本案发生之前，故本案也不存在追诉时效期限重新计算的情形。
结语
本文通过一个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参考案例，揭示刑事案件追诉时效在实务中的适用规则。
刑诉程序的细节繁杂，但关乎当事人的定罪量刑，当事人及辩护律师切勿轻视，一定要梳理清楚案件的基本事实，并以时间线的方式清晰展示出来，比如本案的犯罪时间、对当事人的立案时间、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当事人前罪后罪的实施时间（如有），从而准确计算本案的追诉时效、关键诉讼节点，进而发掘当事人可能具有的不予追诉的程序性事实，在最大程度上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
办案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认定案件事实要讲证据，但取证难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显著上升。
司法活动需要消耗司法资源，其中大部分司法资源都用于收集固定证据方面。因此，法律工作尤其看重期限，办案时间距离案件发生越近，取证的难度就越低，查明事实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则办案难度越大。
在办案期限方面，民事案件诉讼时效一般为三年，刑事案件也同样设立了追诉期限。
刑法第87条规定，犯罪经过一定期限的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比如法定最高刑不满五年的，追诉期五年；以此类推，五年以上不满十年的，追诉期十年；十年以上的，追诉期十五年；无期或死刑的，追诉期二十年。
追诉期限怎么计算。
刑法第89条明确规定：（1）追诉期限一般从犯罪之日起计算；（2）犯罪行为呈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3）在追诉期内又犯新罪的，则前罪的追诉期须从后罪的犯罪之日起重新计算。
以上是原则性规定，即经过追诉期限的刑事案件，一般不予追诉。
那么，有没有例外。
有，三个例外情形如下：
（1）法定最高刑无期或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检核准。
（2）立案后，逃避侦查或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3）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的，公检法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关于刑事追诉时效的主要法律规定就是以上这些，司法实务中是如何适用的。
下面来看一个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参考案例。
基本案情
d某串通投标案——（2023）粤06刑终475号刑事裁定。
2013年底，某街道项目发布招标公告，底价为年租金800万元。被告人d某和t某、l某等人（均另案处理）取得竞标资格。同年12月3日，t某与各竞标人谈判，约定d某、t某等人各收取l某支付的130万元好处费，退出竞标。次日，l某以802万元的价格竞得该项目。
2018年4月28日，公安机关对l某等人串通投标行为立案侦查，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讯问、采取了强制措施，但未对d某采取相关措施。
2018年8月，d某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受审期间，主动供述串通投标事实并委托其妻子全额退缴赃款130万元，但司法机关未对其追诉。
2022年4月8日，d某在走私普通货物罪刑满释放后，向公安机关投案。
2022年8月12日，一审法院判决被告人d某犯串通投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对此，d某不服提起上诉。
显然，d某能否翻案，关键在于本案是否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案情讨论
根据刑法第223条的规定，串通投标罪的法定最高刑是三年有期徒刑，故该罪的追诉期限是五年。
本案的犯罪之日是2013年12月3日（t某、d某等人共谋串标），故本案追诉期应于2018年12月3日届满。
然而，就在2018年4月28日，公安机关决定对本案立案侦查。刑事立案这一动作代表着追诉行为的起点，追诉行为一旦开始，便不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d某作为涉案人之一，似乎难逃追究。
此时，只有证明d某的案件仍受追诉时效限制（即属于不予追诉的情形）才能脱罪。
这就涉及对刑事追诉时效的深度理解与适用问题。
追诉时效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1）刑事案件应以“对人立案”为原则。
共同犯罪案件中，不同涉案人的到案时间、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都不一样。若以统一的立案时间计算追诉时效，恐有违实事求是和公平公正原则。在实务中，能够查清行为人的情况下，原则上以“对人立案”作为判断追诉时限的标准；案情复杂无法查清具体行为人或存在人为顶罪的情况下，可允许“对事立案”
（2）未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追诉时效不中断、不延长。
办案机关依法行使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权的情况下，案件一经立案便进入办案程序，不再考虑追诉期限的问题，除非出现“行为人逃避追诉”或“被害人报案而办案机关怠于立案”的情形（详见刑法第88条规定）。
换言之，只要行为人自己不主动逃避侦查或审判，即使已立案，但办案机关怠于行使办案权导致追诉期限经过的，仍应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3）在追诉期限内未犯罪的，追诉时效不中断、不延长。
行为人在后罪的追诉期限起算前犯的罪，不会导致后罪的追诉期限重新计算；相应地，行为人在前罪的追诉期限结束后犯的罪，也不会导致前罪的追诉期限重新计算。
回到上述案例
经重审，法院认为本案已过追诉时效，应终止审理，理由如下：
（1）d某涉嫌串通投标罪，情节严重，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三年，追诉时效期限为五年。本案发生于2013年12月，至2018年12月追诉期限即届满。
（2）公安机关于2018年4月28日对l某等人串通投标行为立案侦查，后对相关人员进行了讯问、采取了强制措施，但未对d某采取相关措施。d某在2018年8月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受审期间，主动供述串通投标事实并全额退缴赃款，但司法机关未对其追诉，d某在走私罪刑满释放后再次投案，显然不存在逃避侦查的情形，不符合不受追诉期限限制的规定。
（3）d某所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虽是2018年审理，但实施犯罪是在2010年，即在本案发生之前，故本案也不存在追诉时效期限重新计算的情形。
结语
本文通过一个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参考案例，揭示刑事案件追诉时效在实务中的适用规则。
刑诉程序的细节繁杂，但关乎当事人的定罪量刑，当事人及辩护律师切勿轻视，一定要梳理清楚案件的基本事实，并以时间线的方式清晰展示出来，比如本案的犯罪时间、对当事人的立案时间、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当事人前罪后罪的实施时间（如有），从而准确计算本案的追诉时效、关键诉讼节点，进而发掘当事人可能具有的不予追诉的程序性事实，在最大程度上为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