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老乡关系型临时夫妻
在田野调研中，我们发现青年农民工一般通过社会亲属网络关系获得招工信息，他们认为，“因为亲戚朋友一般不会欺骗自己”。换句话说，因为亲戚朋友是基于地缘或血缘关系形成“自己人”圈子，这样的圈子就意味着被卷入亲戚朋友关系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之间是知根知底的。由于亲戚朋友关系，在外出务工过程中，大家都身处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彼此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帮忙的功能性需求，或者说彼此之间一定程度上存在“准伦理性”责任。我们调研时，发现青年农民工群体的老乡关系认同边界具有弹性，最大到以省为单位来界定老乡关系，最小到以同村为认同边界。
值得一提的是，以老乡关系组成临时夫妻现象具有“逆差序格局”的特征。也就是说，来自同一个乡镇的青年农民工群体之间发生临时夫妻关系概率越低，因为两人是同乡人组成临时夫妻关系，这样“丢脸”的事情一旦被老乡告知配偶，那么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临时夫妻当事人将面临着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当自己无法打工退回农村生活时，将会被熟人社会贴上“不正当男女”的社会标签，这样造成的心理成本是极高的。同时遭受侵害一方为了挽回熟人社会的面子，也就会对越轨的配偶给予严重打击。此外，向外延伸到州级范围、省级范围的青年农民工群体之间发生临时夫妻关系的概率就呈现递增现象。因为随着交际范围不断扩大社会的陌生程度越大，发生临时夫妻现象被熟人知晓的概率就越小，对自身构成风险就会降低。
2.同事关系型临时夫妻
同事关系所发生的临时夫妻现象比较普遍。青年农民工同事之间聊天时，对恋爱、婚姻和性等话题毫无避讳，无论讨论什么话题，都有意无意地延伸到“性”话题上，由此可见青年农民工群体对婚姻、性等问题的态度是比较开放的。
之所以同事关系容易发生临时夫妻现象，我们深入调研后发现，青年农民工内生性因素与外界诱惑性因素相互作用催生临时夫妻。从青年农民工工作生活情况看，青年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2个小时，甚至更长，因为大部分青年农民工进工厂基本是干体力活，这样的工种基础工资非常低，只有通过加班才能拿到更高的提成。由于每个月基本只有2天的休息时间，在高强度的工作和只身外出务工双重压力下，工作越枯燥青年农民工对情感的需求越强烈。
但是由于工作条件和经济基础受限，他们很难通过旅游或参与其他文化娱乐活动来缓解工作压力。青年农民工除了工作之外，他们还是一个“社会人”，在高强度的劳动中，对受到异性的关心和情感舒缓愿望更加强烈。
青年农民工人际交往范围仅局限于同一个工厂和其他邻厂的工友之间，那么工厂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如贵州龙某所说，刚进工厂时，经常与妻子通电话，还不觉得孤独。但是过了半年时间，自己熟悉工作业务，熟悉同事，除了工作之外，反而更加感觉到孤独。他说作为一个30出头的男人，妻子不在身边，与妻子通电话还是不能消除情感孤独和枯燥的打工生活。用龙某的话说“远水救不了近火，那么只有通过临时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龙某与同事王某开始是邻居，每天都一起上下班，就形同夫妻一样，在生活上两人相互照顾，而王某因丈夫过去经常打自己，才跑出来打工，得到龙某关照之后，两人就逐渐产生了感情。为了节省房租费、生活费等各种开支，反正大家都是已婚人，组成临时夫妻打工生活不再孤独。
3.生理需求型临时夫妻
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生理需求型临时夫妻，很大程度上不是以追求浪漫爱情为目的，也不是为了满足物质层面上的虚荣心，而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情欲刺激。换句话说，基于生理需求为取向所组成的临时夫妻，物质层面和情感层面较少，而生理上的追求更多。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有部分男女家庭生活条件较好，但是为了追求生理上的需求，就会与异性组成临时夫妻。
案例：徐某，男，30岁，四川省某市人，自己在加工厂打工，由于是技术工，工资待遇很好。刘某，女，28岁，安徽省某市人，在东莞开设一家加工厂。徐某和刘某均有家庭。因徐某与刘某有业务来往，据徐某说，刘某的丈夫在外地跑业务，除了刘某丈夫在家之外，其余时间他和刘某都生活在一起。用徐某的话说，这是一种“生理性”临时夫妻，大家在一起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能够满足生理上的需要。徐某说，他的妻子在家照看老人，自己外出打工受到性压抑，出去玩“一夜情”不安全。徐某又说刘某是老板娘，很有钱，但是他的丈夫在那方面“不行”，满足不了刘某。他们都不为了钱财，而是为了能够相互满足对方的生理需求住在一起。
由此可见，生理需求型临时夫妻是以寻找生理上的性刺激为目的。这类临时夫妻不是为了共同生活减轻生活开支成本，组成临时夫妻的动机都是夫妻生活难以得到满足，而通过非常渠道与他人组成灰色夫妻关系来弥补。生理需求型临时夫妻行为主体之间，无论物质上能否满足，他们只追求生理上能得到满足，这促使两人有强烈临时生活在一起的动机和愿望。
4.合谋诈骗型临时夫妻
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一种令人费解的临时夫妻现象，那就是夫妻合谋同意配偶一方与异性组成临时夫妻，并从中获得非法收入。所谓合谋就是夫妻之间共同设圈套来诈骗对方的钱财。此类型临时夫妻与其他类型临时夫妻有明显的差异，那就是一般临时夫妻的当事人都非常害怕自己与异性组成临时夫妻的信息被配偶知道，而夫妻合谋型的临时夫妻现象中，是夫妻两个共同合谋来骗取对方的钱财。夫妻合谋型临时夫妻有两种类型:一种丈夫容忍妻子，而且丈夫是妻子的助手，丈夫帮妻子寻找异性作为诈骗的对象，同意妻子与其他男性组成临时夫妻关系，让妻子掌控对方的工资收入。另一种是妻子容忍丈夫与异性组成临时夫妻，而且还一起外出打工，丈夫经常与异性同居，而与自己生活的时间则相对比较少。
当我们访谈当事人陈某，为什么能容忍丈夫与其他女性一起生活时，陈某回答说，自己家里穷，是村里盖不起房子的几家了，丈夫与她好，听丈夫的话，每个月对方都会把工资交给自己的丈夫“保管”。他们两个打工和“她”的工资，每个月就等于有三个人外出打工。之所以妻子或丈夫能够容忍配偶一方与他人组成临时夫妻，我们认为青年农民工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即以金钱来衡量人生成功与否。因为夫妻一方与他人组成临时夫妻为了家庭的发展，配偶的越轨行为就具有伦理性基础。换言之，当夫妻一方的越轨行为能够给家庭带来经济实惠时，“夫妻一体”的伦理道德就会让渡经济理性，一方与他人组成临时夫妻就能获得道德支持，即夫妻伦理被物质绑架。
5.变相卖淫型临时夫妻
我们在沿海地区调研过程中，了解到有一类临时夫妻相处的时间比较短，而且更换对象比较频繁。在访谈一个女当事人龚某时，她告知我们这是她一年中第三个临时丈夫。当我们问及为什么频繁更换临时丈夫时，她回答“打工青年农民工哪有真情，都是假情假意”。我们继续追问，既然没有感情为什么两人在一起生活?她说“他喜欢我的身体，我喜欢他的钱”。那你认为这段临时夫妻生活会维持多长时间?她毫无避讳说:“我们相处的时间长短，取决于他能养活我的能力有多大。”
我们把女性以提供性服务为条件，以组成临时夫妻为由规避地方扫黄打非称为变相卖淫型临时夫妻。这是当下性服务工作者从娱乐场所转向地下私人住宅，以临时夫妻为幌子进行变相卖淫的新情况。变相卖淫型临时夫妻，女方都长得比较漂亮，一般是不外出打工，就在租房里帮忙男方做家务和提供性服务。女方一般向男方提出购买首饰项链、昂贵的化妆品和衣物等要求。随着一起生活的时间延长，一旦男方对女方警惕性降低，女方会提出掌控男方钱财的要求。一旦男方把银行卡交给临时的妻子管理，那么男方就会陷入女方早就设计好的陷阱。容易上当受骗的男性，一般是两类男性，一类就是未婚年龄偏大的男性，也就是农村的“光棍”人群，因为这类男性群体在婚姻市场上处于竞争劣势地位，但是他们又非常渴望能够结婚。因此，这些变相卖淫型的女性就是抓住他们的心理，主动上门与他组成临时夫妻，以此为手段来骗取对方的钱财。我们访谈到贵州李某，36岁未婚，他说自己以为对方是真想和自己结婚，生活半年之后，就对她没有警惕心理了，就把银行卡交给她，可是有一天下班回来，她已经走了，卡上的5万元全部被取出，只留下卡。
另一类男性是妻子不在身边，自己有一定经济实力，又耐不住孤单寂寞的男性。更加离谱的变相卖淫型临时夫妻是“一妻多夫”的现象。据沿海某省s村治保主任c某介绍，他们辖区内一女与三个男性组成临时夫妻关系，轮流与三个男的生活，保持了1年多时间，后来这三个男的钱，都被她花光，她就离开了s村。用青年农民工的话说变相卖淫的临时夫妻是“女性下贱，男人下流”双方愿打愿挨的事情。
6.工具理性型临时夫妻
本文所谓工具理性型临时夫妻，主要是指临时夫妻中男性带有强烈的目的性，或者说男性是想以组成临时夫妻把临时妻子变成事实妻子。这与其他类型临时夫妻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其他类型临时夫妻男性都非常担心女性通过怀孕为手段来威胁自己，从而诈骗或强迫男方支付精神损失费和抚养费等等。而工具性临时夫妻中，男性的行动价值取向恰恰相反，尤其是难以完婚的“光棍”男性，其目的就是通过与已婚女性相处让其怀孕后，造成事实婚姻，使其丈夫难以接受，最后就放弃配偶权。如云南古某，35岁，外出打工后与已婚的熊某组成临时夫妻，生下孩子后，其丈夫找上门，最后要求古某支付5万元名誉损失费，最后放弃老婆的配偶权。
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青年农民工以上述六种理想类临时夫妻为主，另外还发现45岁以上中年农民工组成的临时夫妻，仅占样本抽样总数的7.3%，用这个年龄段农民工的话来说，“他们人到中年，组成临时夫妻的目的是抱团取暖”。中年农民工组成临时夫妻是各年龄段农民工群体中出现频数最低的人群。由于我们重点关注青年农民工临时夫妻，此类临时夫妻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在此不必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