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9年，68岁高龄的汉武帝，从长安来到新疆轮台，行程达2880多公里，所为何来？但绝对不是专为下“罪己诏”而去的，想想这数千里的路程就不难让人明白。事实上，就是想听听、想看看轮台的屯田事宜，好为远征西域做个准备。
当时，大农令桑弘羊与大臣田千秋等官员联名上书，建议汉武帝加大屯田力度，扩充轮台、渠犁等地的屯田规模，以保障西征大军的粮草所需。
对于汉武帝此行的目的，桑弘羊等人早已了然于胸。所以，当汉武帝一行来到轮台屯田之处，便针对巩固征讨西域的胜利成果，维护西域商路畅通等方面，充分准备了功课，那就是加大屯田的力度。
然而，汉武汉原本实施的征伐扩张的执政理念，却在此时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果断驳回桑弘羊建议，并将一直实施的征战扩张国策，调整为休养生息的内治国策。同时，下诏自责：“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史称《轮台罪己诏》，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帝王罪己诏。大意：由于自己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百姓的生存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心中甚感愧疚。所以，从现在起，将效仿文景之治，与民休息。
由此可见，汉武帝在出发之时，依旧坚守着自己征战扩张的执政理念。之所以会在到达轮台时，才提出了自己调整国策的理念，极有可能是其在长达数十日的路途中，思虑再三的结果。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汉帝武帝下定决心，调整治国方略的。
最重要的一条：社会动荡已起，国家危亡已显。
一是：汉武汉在位54年，修建茂陵的时间就长达53年。所耗人力、财力等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二是：全国赋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被用于宫廷改建、新建，巡游、求仙等私欲行为。
三是：由于征用大量壮年进行征战，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官民皆贫。
四是：税赋连年增加，百姓压力山大。
因此种种，国内出现大量百姓流亡，盗寇四处。纷纷发生百姓武装反抗官府的事件，而且连杀不禁。
据史料记载：仅关东一隅，一次性就曾出现过200万流民的现象；另有记载：“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意为：有些地方盗贼之多，已然截断了官府的交通要道，官民尽皆难以通行。同时，时有农民起义发生，社会秩序已显现极度动荡的状态，国家犹如浪潮中的小船，随时都处于危亡的关口。
为了解决匪患问题，汉武帝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秘密机构（如同明朝时的东厂），即：绣衣御史、绣衣直指、绣衣执法、直指绣衣使者等。可身穿绣衣，手持节杖和虎符，隐于民间，专门探听和平定各地武装叛乱以及农民起义。
可以说，汉武帝末年，社会秩序已经极度恶化。
所以，极有可能是因鉴于此，一向乾纲独断、固执己见的汉武帝才会进行深刻反思，最终做出自污其身、自损其名的“罪己诏”一事来。毕竟，江山大于个人荣辱。
此后，为表自己 “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决心，以及“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的悔过之意。随后，拜田千秋为丞相，并封其为富民侯，以彰显自己与民休养生息的决心。同时，汉武汉幡然省悟，遂将宫中方士尽皆赶出宫外，不再相信长不死之事，不再听信神仙一说。
天汉三年，再次发生匈奴入侵雁门关的边情。但是，此时全国处于修养生息的状态，已无兵可派。为此，汉武帝征发牢狱中的犯人，以参战可赎罪、立功可受爵为条件，令其抵抗匈奴大军。不曾想，这些上阵的犯人多为敢死之士，虽然战死人数高达六成以上，结果却是一战大败匈奴，胜利而还。
事后，有人将汉武帝同始皇帝进行比较，二人皆好奢华，皆好征战，皆好长生，但结果却是“秦亡，而汉兴”。之所以有此结果，皆因汉武帝晚年能够醒悟之故，能够将继承人汉昭帝托孤可用之人。
也因此“罪己诏”，不但全面调整了汉朝的治国方略，还使危亡关头的国家政权转危为安，更为之后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当时，大农令桑弘羊与大臣田千秋等官员联名上书，建议汉武帝加大屯田力度，扩充轮台、渠犁等地的屯田规模，以保障西征大军的粮草所需。
对于汉武帝此行的目的，桑弘羊等人早已了然于胸。所以，当汉武帝一行来到轮台屯田之处，便针对巩固征讨西域的胜利成果，维护西域商路畅通等方面，充分准备了功课，那就是加大屯田的力度。
然而，汉武汉原本实施的征伐扩张的执政理念，却在此时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果断驳回桑弘羊建议，并将一直实施的征战扩张国策，调整为休养生息的内治国策。同时，下诏自责：“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史称《轮台罪己诏》，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份帝王罪己诏。大意：由于自己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百姓的生存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心中甚感愧疚。所以，从现在起，将效仿文景之治，与民休息。
由此可见，汉武帝在出发之时，依旧坚守着自己征战扩张的执政理念。之所以会在到达轮台时，才提出了自己调整国策的理念，极有可能是其在长达数十日的路途中，思虑再三的结果。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汉帝武帝下定决心，调整治国方略的。
最重要的一条：社会动荡已起，国家危亡已显。
一是：汉武汉在位54年，修建茂陵的时间就长达53年。所耗人力、财力等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二是：全国赋税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被用于宫廷改建、新建，巡游、求仙等私欲行为。
三是：由于征用大量壮年进行征战，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官民皆贫。
四是：税赋连年增加，百姓压力山大。
因此种种，国内出现大量百姓流亡，盗寇四处。纷纷发生百姓武装反抗官府的事件，而且连杀不禁。
据史料记载：仅关东一隅，一次性就曾出现过200万流民的现象；另有记载：“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意为：有些地方盗贼之多，已然截断了官府的交通要道，官民尽皆难以通行。同时，时有农民起义发生，社会秩序已显现极度动荡的状态，国家犹如浪潮中的小船，随时都处于危亡的关口。
为了解决匪患问题，汉武帝还专门组建了一支秘密机构（如同明朝时的东厂），即：绣衣御史、绣衣直指、绣衣执法、直指绣衣使者等。可身穿绣衣，手持节杖和虎符，隐于民间，专门探听和平定各地武装叛乱以及农民起义。
可以说，汉武帝末年，社会秩序已经极度恶化。
所以，极有可能是因鉴于此，一向乾纲独断、固执己见的汉武帝才会进行深刻反思，最终做出自污其身、自损其名的“罪己诏”一事来。毕竟，江山大于个人荣辱。
此后，为表自己 “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决心，以及“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的悔过之意。随后，拜田千秋为丞相，并封其为富民侯，以彰显自己与民休养生息的决心。同时，汉武汉幡然省悟，遂将宫中方士尽皆赶出宫外，不再相信长不死之事，不再听信神仙一说。
天汉三年，再次发生匈奴入侵雁门关的边情。但是，此时全国处于修养生息的状态，已无兵可派。为此，汉武帝征发牢狱中的犯人，以参战可赎罪、立功可受爵为条件，令其抵抗匈奴大军。不曾想，这些上阵的犯人多为敢死之士，虽然战死人数高达六成以上，结果却是一战大败匈奴，胜利而还。
事后，有人将汉武帝同始皇帝进行比较，二人皆好奢华，皆好征战，皆好长生，但结果却是“秦亡，而汉兴”。之所以有此结果，皆因汉武帝晚年能够醒悟之故，能够将继承人汉昭帝托孤可用之人。
也因此“罪己诏”，不但全面调整了汉朝的治国方略，还使危亡关头的国家政权转危为安，更为之后的“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